草原民族姓氏命名文化研究
摘要：姓氏是人类在实践和认知中分类的分类系统，是一种分类的文化载体。姓氏体现着人类的社会属性。生产生活需要分类，交流思想需要分类，互通感情也需要分类，因此，姓氏具有丰富的社会底蕴和重要的社会功能。命名活动不是纯主观的活动，也不是纯客观的活动，而是“地天通”的活动，要同时涉及形物、心智和交流这三个要素，要涉及语言材料、语义系统和命名过程这三个方面。姓名是一种记忆形式，是一座博物馆。
关键词：草原民族；姓氏；命名文化；记忆形式；博物馆
姓氏不仅有“物质外壳”，是一种物象，也有社会意义；不仅用来指称，也具有描述特征。命名和分类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特点之一，体现着人类观察、比较、分析和概括的能力。人通过命名正式加入社会，在许多民族中，姓氏是成丁礼的组成部分。姓氏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制度意义、知识意义和情感意义，同时也有着象征意义和隐喻意义。姓氏体系在人的实践中形成和存在，它的意义也要在实践中体现。姓氏的本质是信息交流，是社会成员互相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，也是“主我”与“客我”的对话。
草原民族历史悠久，分布地区辽阔，语言多样，文化丰富，有分有合，充满活力。传统的游牧经济需要交流，需要游动，以便获取生产和生活所需品。这就决定了游牧生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，这一特点自然要反映到草原民族包括姓氏在内的文化样式中来。草原民族的姓氏来源多、含义广，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，也有灵活的发展变化。
一、以地名命名的姓氏
草原民族的姓氏有多种来源，其中来自地名的姓氏数量较多。一些地名姓氏的来源语言和准确语义已难于考证，但可以从汉文献资料中查阅到主要以山丘命名的姓氏。《史记》载：“穆王伐犬戎，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。自是之后，荒服不至。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。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，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，与申侯有卻。”“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，周宣王舅所封。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。”韦昭曰：“戎后来居此山，故号曰骊戎。”又据《史记》所载，服虔云：“山戎盖今鲜卑。”胡广云：“鲜卑，东胡别种。”又应奉云：“秦筑长城，徒役之士亡出塞外，依鲜卑山，因以为号。”可见，犬戎和鲜卑这两个族名是以他们所居住的山岳来命名的。
据相关资料记载，当时草原民族以游牧为主，生活区域拥有树林、河川、草丛等自然资源，也富有猎物。据《史记》载，乌桓的姓氏称谓来源如下，服虔云：“东胡，乌丸之先，后为鲜卑。在匈奴东，故曰东胡。”《续汉书》曰：“汉初，匈奴冒顿灭其国，余类保乌桓山，以为号。”还有，突厥也有以山丘命名的习俗。例如“突厥之先，平凉杂胡也，姓阿史那氏。后魏太武灭沮渠氏，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，世居金山，工于铁作。金山状如兜鍪，俗呼兜鍪为‘突厥’，因以为号。”室韦与此不同，用河川来命名，例如，“从钵室韦西南四日行，至深末怛室韦，因水为号也”。草原民族以居住地的山丘、河川之名为姓氏，同时也反映了万物共生的生态观和自然观。
以居地命名姓氏的文化习俗不仅存在于草原民族中，也存在于炎黄五帝时期的一些族中。例如，“黄帝者，【集解】：徐广曰：‘号有熊。’【索隐】：案：有土德之瑞，土色黄，故称黄帝，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。此以黄帝为五帝之首，盖依大戴礼五帝德。又谯周、宋均亦以为然。而孔安国、皇甫谧帝王代纪及孙氏注系本并以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为三皇，少昊、高阳、高辛、唐、虞为五帝。注‘号有熊’者，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。亦号轩辕氏。皇甫谧云：‘居轩辕之丘，因以为名，又以为号。’又据左传，亦号帝鸿氏也。”
毋庸置疑，以地名命名姓氏的习俗不仅在草原民族之中存在，还是在黄河南北地带的一些族群中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。这与他们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生活方式有着深刻的联系。
二、以先祖名命名的姓氏
在草原民族中，以先祖名或父名为姓氏的现象较为常见。此时的社会认知已有“别婚姻”和“明贵贱”的意识，这种血统世袭和社会分层文化在神话传说中也有反映。《史记》载：“汉初，匈奴冒顿灭其国，余类保乌桓山，以为号。俗随水草，居无常处。以父之名字为姓。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。”《晋书》云：“《礼》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，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，今以吐谷浑为氏，尊祖之义也。”
此类例子也多见于中世纪蒙古族之中。如在9、10世纪时期，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家族的名称来自他们13代祖先孛儿只吉歹蔑儿干的名称，其同源氏族也有以先祖称谓来命名的习俗，如别勒古讷台成为别勒古讷惕姓氏，不古讷台成为不古讷惕姓氏，不忽合塔吉成为合塔斤姓氏，不忽秃撒勒只成为撒勒只兀惕姓氏。
这种姓氏命名习俗与社会经济地位、血缘关系、祖先崇拜等有关，其中祖先崇拜基于英雄崇拜认知。
三、以信仰对象命名的姓氏
古人崇拜天象、山水和动物，也崇拜神话英雄，这在他们的姓氏命名文化上有所体现，其姓氏多带有图腾信仰色彩。《史记》记载：“黄帝生于寿丘，长于姬水，因以为姓。居轩辕之丘，因以为名，又以为号。”是本姓公孙，长居姬水，因改姓姬。《山海经》里对犬戎的姓氏来源记载如下：“黄帝生苗龙，苗龙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。白犬有二牡，是为犬戎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赤狄本犬种，字从犬。”又《山海经》载：“有国名曰赖丘。有犬戎国。有人，人面兽身，名曰犬夷。”
关于匈奴单于的姓氏及信仰，汉文史书也有记载，如《史记》中有“其明年，单于遗汉书曰：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”的记载。又《汉书》载:“单于姓挛鞮氏，其国称之曰‘撑犁孤涂单于’。匈奴谓天为‘撑犁’，谓子为‘孤涂’，单于者，广大之貌也，言其象天单于然也。”又云：“士安读汉书，不详此言，有胡奴在侧，言之曰：‘此胡所谓天子。’与古书所说符会也。”
《魏书》载：“氐者，西夷之别种，号曰白马。……汉建安中，有杨腾者，为部落大帅。腾勇健多计略，始徙居仇池。仇池方百顷，因以为号，四面斗绝，高七里余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，其上有丰水泉，煮土成盐。”古代维吾尔人在公元8世纪建立的漠北回纥汗国的第二位首领，是活颉利发，“活颉”意为力量，“利发”意为英雄、勇士；另一位首领叫阿利波艾尔统阿，“阿利波”是英雄的意思，“艾尔”是男子汉、英雄气概的意思。
哈萨克(Kazak)这一族称，有人认为是白天鹅的意思，也有人认为是大胆、勇敢、自由的意思。但是，联系到这一族称背后的原始崇拜性质，其原义似乎应当是白天鹅，而大胆、勇敢、自由，应当是派生意义。如此，二者并不矛盾。据哈萨克族传说，有一位名叫卡勒恰哈德尔的年轻首领，一次战败负伤，独自在炎热的戈壁上行走，饥渴交加，体力不支。这时，天空忽然裂开一个空隙，有一只白色雌天鹅飞下来，为他滴一滴口涎，把他带到海边。卡勒恰哈德尔立即恢复体力，那只天鹅也脱羽化作佳人，与他婚配，生下一个男孩，取名“Kazak”，以示纪念。哈萨克语“kaz”为天鹅之义，“ak”意为白，合起来意为白天鹅。历史上，哈萨克人多以“哈孜”(kaz，天鹅)为部落名和地名，如“哈孜部落”(天鹅部落)、“哈孜湖”(天鹅湖，即巴尔喀什湖)、“哈孜城”(天鹅城)等。传说中的白天鹅，是母系的象征，暗指哈萨克妇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，也表明天鹅是哈萨克人的原始信仰对象。哈萨克人传统上把天鹅视为圣鸟，禁止捕杀，民间巫婆头插天鹅毛，以示崇拜；人们还把死去的天鹅挂在毡房木栅上，把天鹅毛插在儿童胸前。汉文史籍也有类似的记载。据《周书·突厥传》，突厥祖先伊质泥师都娶二妻生四男，其一变为白鸿，为哈萨克人的祖先。哈萨克语“kaz”一词，除“天鹅”一义外，另有“自主”“自由行动”的意思，如：
kazdangkaolewkazdangdaw(轻盈地走起来)
kazdangdatew(自由地朝前走)
暾欲谷碑和阙特勤碑，均有kazolan一词，表示奋斗、努力、取得等意义，后又由天鹅飞翔的自由自在貌，引申出自主、自由、大胆等意义。
姓氏“反映的重要社会内容之一，是民族的信仰。信仰可以通过各种民间形式，如传说、巫咒、仪式等来表达，而姓名以及命名活动，也属于这样的民间形式。”
四、以职业命名的姓氏
在古代草原民族中，这种以先祖的职业命名姓氏之例较稀少，属于特例。如唐代人安禄山的姓氏来源记载如下：“安禄山，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，本无姓氏，名轧荦山。母阿史德氏，亦突厥巫师，以卜为业。突厥呼斗战为轧荦山，遂以名之。”“呼斗战”一词从语音上看是否和蒙古语系的“渥都干”(女巫)相通，这一点尚无定论，但从该司职的性质来看，语义是互通的。在中世纪或更早的蒙古族中，曾经存在“别乞”(beki)一职，属于萨满和酋长相结合的“职称”。“别乞”进入女名，但转变为姓氏的资料尚未发现。
五、汉姓的采用
匈奴时期以来，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经济贸易和政治军事的交流很频繁，这也促进了文化融汇。移居于长城南北广阔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计方式、语言文化方面的汉化现象比较普遍，借用的汉人姓氏也较多。例如，“匈奴刘聪，字玄明，一名载，冒顿之后也。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，故其子孙以母姓为氏。祖豹，为左贤王。及魏分匈奴之众为五部，以豹为左部帅。豹虽分属五部，然皆家于晋阳汾涧之滨。”“羯胡石勒，字世龙，小字匐勒。其先匈奴别部，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，因号羯胡。祖邪弈于，父周曷朱，一字乞翼加，并为部落小帅。周曷朱性凶粗，不为群胡所附。勒壮健，有胆略，好骑射，周曷朱每使代己督摄部胡，部胡爱信之。”
鲜卑建立北魏王朝而南移于洛阳之后，由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变革，原有的不少姓氏都已汉化。例如，“李彝兴，夏州人也，本姓拓跋氏。唐贞观初，有拓跋赤辞者归唐，太宗赐姓李，置静边等州以处之。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。唐末，拓跋思恭镇夏州，统银、夏、绥、宥、静五州地，讨黄巢有功，复赐李姓。”在汉地王朝有官位的不少草原民族的人取汉姓。例如，“马祖常字伯庸，世为雍古部，居靖州天山。有锡里吉思者，于祖常为高祖，金季为凤翔兵马判官，以节死，赠恒州刺史，子孙因其官，以马为氏。”
自秦汉“姓氏合一”而逐渐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姓氏以来，由于人口的不断增殖以及各地区、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，姓氏这一代表家族社会区别的符号得到了很大发展，新的姓氏不断涌现，姓氏人口不断壮大。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伴随着纷繁跌宕的政治风云和空前激烈的民族纷争，姓氏与政治经济、民族关系紧密相连，经历了一个大融合、大发展的特殊阶段，并有了更多层面上的特殊意义。
六、以敌人的姓名
命名和赐姓名
草原战争的目的是掠夺人口用作奴隶。胜王败寇是那个时代的生存逻辑，崇拜英雄、战胜强敌是追求，也是信念。用强敌的姓氏命名体现着恨之入骨和崇尚强大的双重心理含义，属于特殊的命名文化。例如，“初，烈祖征塔塔儿部，获其部长铁木真。宣懿太后月伦适生帝，手握凝血如赤石。烈祖异之，因以所获铁木真名之，志武功也。”
在藏族中也存在类似的姓氏文化现象。例如，13世纪时，西藏有位大学者贡呷坚赞，据说是天神后裔，与仇敌罗刹交战，俘获其妇，与其生子，取名“昆巴解”。“昆巴”是仇恨的意思，“解”是生的意思，合起来即仇生或仇妇生之意。其家族便称昆氏，以炫耀其族系之高贵和祖先之威猛。
明代部分草原民族，一方面是用敌人的名字为自己命名，另一方面是胜利者为战败者命名，而且具有某种强制性。战争冲突导致的新权力格局，市场经济的冲击，信息革命的巨大影响，政治理念、时尚、情感、审美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，都会造成姓名的同化或变化。古代族际战争频仍，被征服者被迫改名换姓，向征服者看齐。征服者也会给被征服者赐姓，以示绥远归化，炫耀胜利。张鸿翔《明外族赐姓考》一书载，明代初兴，有蒙古人、女真人(满洲人)和回鹘人或降或被俘，明廷大事赐姓、赐名、授职，“以泯种见”，“造成有明华夷同化之端”，受赐者有15人。(见下表)
七、姓氏与文化接触
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，草原民族的姓氏习俗不断发生变化，旧姓氏逐渐消亡，新姓氏不断产生。其中，一个重要原因，是草原民族之间、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发生的语言文化的交融。再者，草原民族由于缺乏文字资料，载入汉文资料的有些姓氏在读音上也发生了变化。如“曰戎曰狄者，皆中国人所加之名；曰鬼方、曰混夷、曰獯鬻、曰猃狁、曰胡、曰匈奴者，乃其本名。而鬼方之方，混夷之夷，亦为中国所附加。”此外，有一些部族名称是当代意义上的姓，还有一些部族名称转为姓，所以他们的姓氏变得复杂多样、沉淀深厚。
属于满族和蒙古族的清代宗室、觉罗以及满洲、蒙古旗人，原来各有自己民族的姓氏。但是，在与汉族大规模接触之后，经过汉译的这些姓氏往往长达数字，不便称呼，于是就出现了以名为姓的情况，原来的民族姓氏，除了填写履历时注明外，不为人所用。如清末直隶总督满洲瑞方，本姓托活络氏，但以“瑞制军”“瑞午帅”称世，死后加谥号“瑞忠敏公”，“瑞”具有姓的功能。云贵总督蒙古锡良，本姓巴禹特氏，但人称“锡制军”“锡清弼”“锡清帅”，死后加谥号“锡文诚公”，“锡”起到了姓的作用。
清中叶至清末，满族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，名字的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，以至维护“满洲旧道”的清统治者，谕令禁止满族人效仿汉人用三字名。乾隆帝认为，“满族人取三字为名(满语即三个音节)，除有满语意思易于理解者外，与汉人姓名无异，这是不成体统的，决不可行。因此，他不仅多次谕令八旗满洲、蒙古等人遵行，而且还为一些官员改过名。”以下引两段文献材料说明之：
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谕：现任甘肃永安营游击广明福系正黄蒙古旗人。旗人而名广明福者，好像汉姓人名，甚不顺眼。若系旗人，名明福、广福俱可，何必名曰广明福。将此，著交满蒙八旗，嗣后旗人内似此命名如汉人者，永行禁止之处，遍行晓谕可也。
上谕：镶黄满洲旗带领引见人内，有盛京补放防御之骁骑校名章宝珠者。章宝珠系满洲旗人，此名之起，甚汉人气，竟如汉军旗人矣。昔屡次谕禁，而该将军、副都统等仍未予改正，乃疏忽未留意。除将章宝珠改为宝珠外，林宁等著训斥施行。仍通谕八旗、各省一体遵行。
由于清帝谕令满蒙旗人以双字名行世，禁用三字名，清代满蒙人多作双字名，如历任伊犁将军的名字(见下表)：
清代历任伊犁将军的名字
八、姓氏与阶层
在藏族的封建社会时期，具有现代姓氏某些功能的家族名或者房名，是贵族使用的特权符号，平民并不冠用这样的家族名。称为“古扎”的旧西藏贵族，作为封建社会的三大领主之一，主要来自原西藏地方政府、班禅拉丈、萨迦法王的属下，曾受封于元、明、清各代中央政府以及达赖、班禅等大活佛，拥有世袭的社会地位、庄园、农奴和家族名(参见下表)。
西藏部分贵族的家族名
在藏族封建社会，贵族以其有姓而区分于平民的无姓，以此表示其身份的特殊，以及相对于非贵族成员人名的贵族姓名阶级整合性。与此形成对照，日本皇室成员无姓，使自己区别于非皇室成员，强调其身份的高贵。日本《皇室典范》规定，现在的皇室成员，包括天皇、皇后、妃子、皇子、皇弟，都有名无姓。皇室男性成员的名字都带“仁”字，女性成员的名字都带“子”字，这在明治天皇《皇子女降诞诸式》里已有明文规定。例如，明治天皇睦仁、大正天皇嘉仁、昭和天皇裕仁、先在位天皇明仁、皇太子德仁，皇妹成子、和子、厚子、贵子，皇女清子等。
对于草原民族而言，匈奴单于以“天子”为名区分其社会阶层，蒙古族也已在9、10世纪有了称为“孛儿只斤”的，表明既属“黄金家族”，又是“长生天之子”的社会阶层认知。
九、姓氏是一座博物馆
姓氏的构成包括物象，包括意义，更离不开交流。交流把物象和意义融为一体，通过命名活动，形成具有物感物化特点、不断重复的交流过程。命名活动留下宝贵的社会记忆，或是蛛丝马迹，或昭然若揭，它让后人能够感知和体悟前人的精神世界、物质生活和交往方式。以姓氏为载体的社会记忆层层叠加、顶针续麻，栩栩如生。在川滇蒙古人后裔中广泛流传《改为余记》的木刻版本，大致是说：元末蒙古军队败退川滇，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派大军围剿，穷追不舍，元军中有铁姓者为隐姓埋名，将“铁”去掉半边，变成“金”，但“金”与“铁”近，同属金属，仍然容易辨认，就把“金”字底下一横也去掉，变成“余”。这段“改铁为余”的记载，让川滇蒙古人中的余姓保持自己是蒙古人后裔的社会记忆。
从北方草原民族姓氏的多种来源看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，就能够建立起一座多源姓氏的博物馆。在这座博物馆里，可以看到各民族的形物、心智及其交流的真实画面，可以看到姓氏的语言材料、语义系统、命名过程及本土风格如何体现时代特点，如何反映社会发展。草原民族的姓氏不仅提供了多民族姓氏文化的景观，提供了多元一体的历史由来，也提供了满天星斗、美美与共的共生理念，从独特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中国这块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，始终是一片多族共生的空间。
来源：《西北民族研究》2018年第1期
作者：那仁毕力格、纳日碧力格
选稿：周辰
编辑：何涵
校对：武佳文
责任编辑：杨肖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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